时光网在柏林专访到华语片《再见,南屏晚钟》导演相梓,和她的丈夫、摄影指导Jose Val Bal,聊聊这部作品诞生的故事。
时光网柏林讯 出生于北京的电影人相梓在纽约上电影学校时,遇到了未来的老公。
现在,距他们首次相见已过去了8年,而他们也共同创作了他们的第一部电影《再见,南屏晚钟》。其中,相梓担任导演和编辑,Jose Val Bal则是影片的摄影导演。
这部电影被选入了柏林电影节赫赫有名的全景单元,并最终捧得泰迪熊奖。在那里,这对夫妻档与时光网进行了专访。
导演透露道,在拍摄期间,她已经怀孕4个月——这是这对夫妇的第二个女儿。这部电影的部分创作灵感也是来源于她自身的经历。
《再见,南屏晚钟》技巧娴熟地讲述了一个处于危机中的家庭故事。娜仁花非常好地饰演了这个家庭的女家长李久梅;几年前,她发现自己的老公竟是一个同性恋。
这对夫妇的女儿、已经怀孕的黄筱萸(南吉饰)与来自西方的丈夫一同回到中国的家时,过去埋下的秘密正试图将这个家庭撕裂。李久梅对丈夫和站在后者一方的女儿感到愤怒,于是加入了一个邪教。
相梓和JOSÉ VAL BAL(图片来自JOSÉ VAL BAL的Ins)
相梓生于北京,本科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经济专业,而后到了纽约学习电影。Val Bal则来自西班牙。现在这对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居住在巴塞罗那。
问:你们是什么时候相遇的?
JOSÉ VAL BAL:我们是2011年二月份相识的。我们都在纽约读研究生,然后在拍摄一支音乐录影带的剧组认识的。差不多10天后,我们又在学校见到了。之后的几年里,我们一起学习,有时候一起做做项目。在2012年底,我们开始约会了。又过了一年,2013年10月,我们结婚了。现在我们有两个女儿,大的已经4岁,小的才3个月。
我妻子在拍摄《再见,南屏晚钟》的时候已经怀孕4个月了,当然这纯属巧合。一年前我们就写好剧本了,但那时没有钱来拍,所以我们要拉资金。有段时间我们甚至都要去抵押房子来筹钱了,还好在去银行前有几个人决定投资,我们就觉得钱够了,可以拍了。那时我们还发现我太太怀孕了,然而她很坚定地说:“不管怎样我们都要拍。”
问:怀着孕拍电影是什么样的?执导一部电影就很有压力了……
相梓:没错(笑)。刚开始我记得我跟执行制片人讨论,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演员们我怀孕了。因为我是个新人导演,又是一名女性,我怕他们会对我丧失信心,会感到心里很没有底。但我觉得告诉他们才是对的,所以在选角过程中,我就简要地提了下我怀孕的事,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跟我一起工作,这让我很开心。
问:这个故事的灵感从何而来?
相梓:我的母亲从2014年开始就加入了一个邪教,她是成员之一。在这之前,大概是我10岁的时候,她在另一个邪教,还把我带去了。我从那开始就对那种东西形成了一种幽默感。当我生下第一个孩子后,我跟我母亲说:“请您不要再信那个邪教了,那真的很可笑”,我试图跟她沟通,但她把自己很严实地包裹起来,并不想跟我交流。她想让我也相信她所相信的,这就是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
问:片中由南吉饰演的女儿有个来自西方的丈夫,你自己的丈夫也是西方人;片中她的母亲加入了邪教,你母亲也是如此。所以对于黄筱萸这个角色,你觉得自己有多像她?
相梓:大概60%吧,剩下的40%是否真实由不得我说了算。我丈夫的确是外国人,我母亲也确实加入了邪教,所以这些部分是真实的。
问:但在片中,那位母亲发现自己的丈夫是同性恋,这部分只是虚构?
相梓:是的,那只是故事。在中国,同性婚姻是不受支持的。他们表面上说对LGBT人群没有歧视,但又表示:“我们不允许同性婚姻,因为这与我们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是相悖的。”对我正好很爱读古诗和历史类书籍,我发现有些古代中国人对于同性恋比现在还要包容。
在新中国,我觉得观念正在逐步转变。我想在故事里写进一个同性恋角色的原因是,现在有很多人不敢出柜,他们得向亲近的人撒谎,同时也是在欺骗自己。因为你不能对自己诚实,你会面临许多压力。
如果你选择这样活着,你需要寻找一个情感垃圾桶——你必须得把那些抑郁情绪都扔掉。你得努力去演,演得好像你跟大多数人一样,向亲近的人们证明这一点。你会变得很无助,所以你得找回自己本来的样子。在电影里,那位母亲把自己的女儿当成了一个情感垃圾桶——她就那样把所有负面情绪都倾倒给了女儿。
问:你们在学生时期就一起工作了。那么合作这部电影的感受如何?在结束了一天的拍摄后,你们是否会在晚餐时间还在讨论电影的事情?
相梓:我们不会一直讨论。有时候我们会,但是如果没在拍摄,我们很少会谈到这个。
JOSÉ VAL BAL:我们连续拍了18天,大多时候收工之后,我们会回家陪女儿——可能也会为接下来的一天做些准备,但大多数时候只是陪着女儿。你知道,这很有趣,但我们真的很少在家讨论电影方面的事。在家的时候,我们就把精力放在女儿身上。
问:在拍电影的时候你怀着孕,而你又要同时面对第一次指导所带来的压力。对你来说,拍这部电影是个愉快的经历吗?
相梓:是的,拍这部电影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大家会看着我挺着大肚子跑来跑去,然后跟我说:“我的天呐,你是怎么做到的?”但你知道,我已经生过一个孩子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在我怀大女儿的时候,我不碰咖啡和茶,甚至不敢吃生鱼——但我爱寿司!我怀老二的时候,我会喝茶,有时喝点咖啡,还吃寿司。所以我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因为我已经有这方面的经验了。
JOSÉ VAL BAL:我们还做了很多前期工作。我们获得投资的时候,就发现她已经怀孕了。那时候我们已经计划了预算,排出了拍摄日程。因为已经知道她不能一天工作太久,所以我们的计划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问:今年在柏林,是中国电影的大年。这是否证明中国电影已经来到了一个好的时代?
相梓:我想是的。有几年时间里,只要你拍电影就可以赚钱,无论是什么类型的片子。只要你拍些稍微烧脑或者优点搞笑的片子,一旦上映,你就可以赚到钱。很多拍网络电影和网剧的人也可以赚钱。但现在观众的要求明显提高了,他们知道哪些点子很烂俗,哪些是非常好的巧思。所以这个市场在越变越成熟,我想那些投资人也在变得成熟。
问:你已经想好下一部作品的故事了吗?
相梓:是的,还是关于家庭的。故事关于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他经历过三次失败的婚姻,却还是想追求真爱。背景依旧会在中国。
问:把自己的作品带来柏林是什么感受?
JOSÉ VAL BAL:我想人们不是为了电影节而做电影,而是想通过电影来将想讲的故事展现出来。我们开始是想参加柏林电影节,但你知道,有4000部作品一同角逐,只有400部能进入电影节;最后,只有45部可以入围全景单元。所以当我们知道自己的作品被选中,真的非常开心,也深感自豪。
问:Jose,将来你会尝试执导吗?
JOSÉ VAL BAL:未来的某一天,会的。现在,我太太会做导演,我来做摄影师。我有个想要导演的电影雏形,但我太太已经有两部我们想一起完成的剧本了——我们得先把这两部拍完,然后我也会考虑自己导演的那部。
问:你会做他的摄影师吗?
相梓:(笑)不,他想让我给他当剪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