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人类与其的战争从未停止。

在人类对抗病毒的历史上，完全克服的当属天花病毒，上个世纪天花病毒导致3亿人死亡，比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死亡人数还多。天花流行时，很多国家首脑，包括中国的顺治皇帝都因天花死亡。

HIVparticle.source:Avert

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上登载了5位男同性恋者离奇的病例。这些病人的症状通常比较类似，持续高烧，体重明显减轻，并且患有卡氏肺孢子虫肺炎和口腔念珠菌感染。

第二年，美国疾控中心决定将这种疾病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也就是坊间所称的：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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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危机

2008年10月6日，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两位法国科学家西诺西（Francoise Barre-Sinoussi）和蒙塔尼（Luc Montagnier）“因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而获诺贝尔医学奖。

罗伯特·盖洛（Robert Gallo）

2003年，HIV发现20周年，争论已经平息，二人分别在Science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表态性文章，认为法国科学家首先分离出HIV，而美国科学家则为此项发现提供了科学基础（IL-2及T细胞体外培养技术）并证明了HIV就是艾滋病病原。

这也就为后面诺贝尔医学奖的争议埋下了伏笔，根据诺奖的评定原则，奖金只颁发给“某一项发现（a discovery）”而“从来就不考虑获奖人的一生的研究成绩（lifetime achievement），诺贝尔医学奖评委在当年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说法是：“在决定获奖人时考虑的是第一个发现病毒的人”，而“在确定是谁做出了值得获奖的发现时，我想我们是专家，而不是律师”。

HIV的发现为检查艾滋病人，筛除HIV污染的血制品，以及艾滋疫苗的研制奠定了基础，为防止艾滋病的大规模传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治疗方法至今仍未有大突破，艾滋病只能药物控制成慢性病，无法治愈，不可逆且隐秘的传染路径使其成为了全人类健康的巨大威胁，艾滋病发展成全球性疫情，到1996年，全世界因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640万，成为“20世纪超级瘟疫”。

时至今日，艾滋病毒仍然是一个重大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根据AVERT（专门介绍HIV转移传播的网站）数据，2017年，全球估计有369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包括180万儿童），全球成人艾滋病毒感染率为0.8％。

为提升全球对艾滋病防治的意识，世界卫生组织（WHO）自1988年起，将每年12月1日订定为世界艾滋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代表在《国际艾滋病大会2014》提出2020年实现“三个90%”的目标，即90%艾滋病毒感染者自身知情，90%确诊艾滋病毒感染者获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及90%接受治疗者体内病毒受到抑制。然而，到2017年，距离目标依然有一定的距离...

从感染艾滋病毒到诊断为艾滋病的时间是10至15年，有时会更长一些。在病症显现前患者可以没有任何症状地生活和工作多年，在全球化日趋紧密的当下，这也就是疫情防治的难点，在有可及性高的治愈手段出现之前，它将持续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

大敌当前，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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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验

作为一种不可治愈且传播路径隐秘指数级扩散的传染病，只要是融入世界，则必然不可避免地被传染，在艾滋病被科学业界发现不久，也经由患者传入中国。

（一）艾滋病传入期与“关国门堵艾滋”期（1985-1988）

实际上，早在1985年国内第一例艾滋病出现之前，卫生部就注意到了国外的艾滋病问题。1982年，卫生部等部门下发了《关于限制进口血液制品，防止AIDS病传入我国的联合通知》。1984年起政府就决定限制进口血液制品，以防止艾滋病传入中国。

1985年，我国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病例，是一位来中国旅游的外籍人士。

（三）快速增长期和“隔离与疏导并存”尝试期（1995-2004）

1995年，艾滋病疫情出现惊人增长，年度报告病例剧增为1567例，是1994年度531例的近三倍。

其主要原因在于，1995年前后，在以河南为代表的一些省份，非法和不规范采供血行为造成了艾滋病毒的大规模传播。仅1995年，共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告发现感染艾滋病毒的有偿献血者，占全年全部报告数的44.5%。

关国门以及围追堵截举措并没有堵住这个新途径。被艾滋病毒感染的血液通过献血进入血库导致艾滋病疫情大转折，病毒从高危人群进入一般人群。

1996年，全年艾滋病报告病例为2649例；

1997-1998年,年度报告病例为3000多例；

1999-2000年,年度数字为5000例左右；

2001-2002年,年度数字分别为8219例与9732例；

2003年,艾滋病报告病例爆发式增长到21691例；

2004年,则翻倍增长为47606例。

“血祸”造成的艾滋蔓延使得加强血液安全管理成为一项紧迫任务。1997年，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颁布实施，禁止有偿献血，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对血制品行业进行规范，但是问题依然没有办法杜绝，血制品行业风波不断，也许资本市场印象最深的就是华兰生物（002007.SZ）2010年的贵州事件...

（四）稳定增长期与“艾滋科学防治”期（2005-至今）

2005年开始，我国的艾滋病疫情基本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

从2007年开始，性传播成为艾滋病传播的首要途径。艾滋病的病发数依然在增长，2014年度新发艾滋病报告病例首次突破10万人，达到10.4万例。其中

80%以上通过性行为感染；

吸毒人群感染率呈下降趋势，从2005年的7.5%下降到今年平均3.3%；

男男同性恋呈上升趋势，从2005年的1.4%上升到2014年的7.7%；

中、老年人、青年学生等重点人群疫情明显上升。

我国艾滋病疫情在地域上呈现西南重点省份感染比较多，云南、广西、四川三个省的感染者占全国的45%。

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将免费抗病毒治疗政策纳入了法制化轨道，明确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工作方针，强调了各级政府的责任。这一阶段的防治政策，就是按照法规要求，以防治效果衡量防治工作，将国内外研究或实践中有效的措施不断推广和落实，防治形式趋于多样化，不再局限于社会意识形态；总体上看，政策体现了“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机制。

2010年4月，国务院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的决定》，取消了对外籍HIV感染者／病人的入境限制。2010年12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指出，由于性传播艾滋病方式隐蔽，要充分认识防治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要扩大防治工作覆盖面。

通过勾股数据对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月度披露统计数据来看，前文几个重大政策的推出，对于统计数据的影响非常显著，扣除1、2月份春节的因素的影响，最近几年已经平稳增长，但整体中枢依然呈现上行趋势。

在初期，艾滋病的治疗依然步路蹒跚，转折点出现在1996年。

1996年，美籍华人科学家何大一团队，率先揭开了这些药物失效的原因：HIV病毒在人体内繁殖扩张领地时总是改头换面，结构和功能不断发生变化，而所有药物都是针对其变异前的特性，对新病毒无法产生作用。

基于这种理解，其团队着手研究联合抗病毒疗法，提出鸡尾酒疗法(drug cocktails)，即“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指通过把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抗病毒药物联合使用来治疗艾滋病，每一种药物具有不同的作用机理或针对艾滋病毒繁殖周期中的不同环节，从而避免单一用药产生的抗药性，最大限度地抑制病毒的复制，延缓病程进展。

鸡尾酒疗法使得患者潜伏期大幅度拉长，患者若坚持服药，甚至可以与正常人无异，使得艾滋病演变为一种终生服药的慢性病。

1996年，美国《时代》周刊将华人何大一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这是该周刊自1967年后的30年里，首次给予医学科学家的殊荣。何大一也成了继邓小平之后，第二位获得年度风云人物的华人，当年《时代》周刊给予其的评价是：

“有人制造新闻，有人创造历史，而当后世撰写这个时代的历史时，会把人类在对抗艾滋病之战中扭转乾坤的人，视作真正的英雄”。

1、长效化抗艾药

艾滋病治疗需要患者终身服药，患者依从性对于治疗效果尤为重要。

CraigI.Coleman在研究患者药物依从性时发现，能严格遵从医嘱用药的大概只有57.1%-76.3%的患者，且用药频率越高、依从性越差。目前抗艾药的使用基本上都是需要每天服药，总的来看频率还是比较高。部分企业从长效型制剂上寻求突破口，显着降低用药频率，大大提升患者用药依从性。长效化是目前艾滋病治疗研发中比较明确的方向。

2、艾滋病预防疫苗

既然是传染病，研究人员当然会把视线投向艾滋病预防疫苗，力图从源头上减少感染，使得HIV病毒能像天花病毒一样逐渐消亡。从上个世纪开始就有大量企业布局HIV疫苗领域，但是大多都以失败告终。目前，全球在研HIV预防性疫苗普遍处于临床Ⅰ期和临床Ⅱ期，其中强生在2017年7月公布的appROACH1/2a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受试者对HIV疫苗的耐受性良好，这一结果再次点燃了市场对于HIV预防性疫苗的希望，但后续仍需更多临床试验来验证。

3、基因治疗&免疫治疗

2007年Timothy Ray Brown在德国接受了针对白血病的治疗后其体内HIV病毒被消灭且停药后并未复发，主要原因是捐赠者的骨髓细胞具有CCR5基因突变（驱动因子CCR5基因突变后，能阻断HIV病毒进入细胞的路径）。布朗是第一位公认的已知被治愈的HIV感染者（sterilizing cure），而之后他也有了另一个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柏林病人。

然而，在艾滋病防控的议题上，永远要坚持预防为主，而预防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大众对于艾滋病的认知，只有每个人都对艾滋风险有明确的认知，才能让其采取足够的自我保护行为，这是任何行政干预都做不到的事情。

也就是，在艾滋的问题上，如果不统一思想，怎么防都防不住。

这就带来了一个矛盾的问题，要提高大众风险阈值，就必须力度的宣传推广，然而大规模的宣传推广会带来患者人群的歧视甚至患者畏惧治疗等情况，这是个两难的抉择，即不能引起恐慌，又要提高认知。

如果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个矛盾，这就和艾滋病鸡尾酒疗法一样，多药物联用本质上就是药物的饱和攻击，多种药物联合强力压制病毒达到治疗效果，虽然有副作用，但是总体疗效还是正效益的。在艾滋病的宣传也一样，就应该饱和式的攻击，大规模的宣传铺开迅速提高并维持大众的对艾滋病的认知，即使可能有阵痛，但是长期受益是显着的。

综合来考虑，之前一度放松的政策可以再适度收紧，降低输入型风险。在新媒体的时代，用或行政、或市场的手段，在约炮、同性恋的集中的产品投放艾滋病防治的公益广告，提高高危人群的安全意识；强制性的在中小学生人群中推行艾滋病防治科普课程，都是新时代下更高效的手段。

艾滋病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道德楷模，因为，管不住下半身，就管不住下半生...

故事最后，温馨提示：

不治之症，或洁身自好，或持证约炮。

参考资料：

1）《我国艾滋病防治法律政策发展分析》，孟金梅，2016年

2）《“四免一关怀”政策实施十年来中国艾滋病疫情变化及特征分析》，郝阳等，2014年

3）《我国预防控制经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的政策变迁及趋势分析》，徐　鹏等，2013年

4）《抗击艾滋病三十载：挫折、勇敢、坚韧与爱》系列，Jerry，医药魔方，2018年

5)《广证恒生：【艾滋病行业报告】创新引领，方兴未“艾”》，赵巧敏，2018年

6)《37年来，他一直是黑暗中的那束希望之光》，王中美，华商韬略，2018年

7)《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奖引起争议》，谢蜀生，2008年